虽然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确证，但是当下对于个人数据保护权的理解，已经出现了向正当程序法律原则的转向[53]。
[xxxvii]关于《劳动合同法》宪法意义的讨论，参见陈鹏：《限制自由与保障权利：宪法学视野中〈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两面》，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1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308页。宪法既然要求提高觉悟，就意味着将违纪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认识水平低，属于思想问题。
[xix]前注(10)，《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劳动纪律对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开展是不可或缺的。司法机关有权追究违法规章制度制定企业的赔偿责任（第80条），法律出台后还对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展开审查，三审稿还一度赋予司法机关以规章制度的无效宣告权，但是被四审稿删除。[xiv]根据彭真报告和参与制宪者的记录，宪法关于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的规定共同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xv]所以上述联系不仅在逻辑上成立，而且是制宪者有意设计的结果。早在1950年，政务院就批准公布施行了《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将劳动纪律争议纳入调整范围，规定劳动行政机关有审批和解协议、调解劳动争议、主导劳动仲裁、传讯争议人员、将争议转送法院处理等广泛的权力，还规定了企业主管机关代企业协商的权力。
宪法如果是公法，就不应该用公民基本义务来约束（劳资关系等）私人关系。[xlvii]这种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并且将宪法局限在公法范围之内的观点，不仅与现行宪法的原旨和实践不符，也缺乏比较法上的支撑。第二，除了防御权功能，基本权利还具有保护义务等若干功能，但一般认为，防御权是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
[18]参见前引[7]，陈征文，第150页。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旨在确保立法者对B的保护达到基本要求，这是对B的基本权利的必要保障。四、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标准 要明确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标准，使该原则具备可操作性，还需明晰期待可能性的考量因素。究其原因，两种模式均假设了两项原则具有对称性，但在深入剖析这两项原则的内部结构之后会发现，二者并不对称。
针对无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再以校园欺凌为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权利不受侵害，立法保护方案可能涉及多方主体，内容上可能包括设置欺凌行为的处理程序、明确校方责任、规定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的主体的报告义务和其他职责等，可供立法者选择的保护方案同样也是复杂多样。无论是否存在基本权利冲突，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均只对立法者提出最低保护要求，只要立法者的不作为对被保护人而言具有期待可能性，立法者就不违反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即使立法者对于（部分）不作为具有主观目的，在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中，这一目的通常也是尊重第三人的自由，而这一目的总会具备正当性。[32][日]大冢仁：《刑法论集（1）》，有斐阁1978年版，第240页。如果立法者针对一些强度不大的威胁或损害也提供高强度的保护方案，不仅会不必要地增加立法和执法成本，也可能违反比例原则而不正当限制第三人的基本权利。[39] 这些学说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都适用于宪法领域中期待可能性的讨论。
人脸信息属于极为敏感的信息，滥用行为给权利主体带来实际损害的可能性极大。与防御权要求国家不作为不同，保护义务要求国家积极作为[14]例如，在关于堕胎的立法问题上，虽然保护胎儿生命是宪法设定的目标，但在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立法者对胎儿的保护措施是否构成对父母自主决定权的过度限制时，应当尊重立法者选择目标实现程度的自由，即立法者可以选择在较低程度上实现目标（小幅降低堕胎率），或部分实现目标（明显降低堕胎率），甚至是最大化地实现目标（绝对禁止堕胎）。[15]参见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12页。
以保护胎儿的生命权为目的，通过立法绝对禁止堕胎，可能会导致胎儿母亲不具备期待可能性，尤其当分娩会导致胎儿母亲牺牲个人生命时，堕胎应例外被允许。然而，如果不考虑防御权面向，立法不禁止堕胎则对胎儿不具备期待可能性。
综合权衡上述考量因素后，如果可以认定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给立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立法者通常应当通过制定刑法履行保护义务，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第二次堕胎案判决中明确要求的那样，立法者首先应制定刑法，从原则上禁止堕胎。立法目标和宪法目标只可能在实现程度上存在差别，如此建构的目标正当性原则基本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
有效性原则要求，在同样尊重父母自主决定权的保护方案中，立法者必须选择对保护胎儿生命权最有效的那一种方案。通常来说，当被保护人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如可以通过契约等形式对第三人的侵害行为施加一定影响时，其回避甚至自救的可能性较大，立法者通常应选择在私法领域提供保护措施，尤其应对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给予充分的尊重。该条中合法的这一表述应被视为形成了宪法委托，其要求立法者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划定边界，超出这一边界的损害行为将被法律禁止。或许有学者认为，这一观点无法在宪法中找到依据，而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因为我国宪法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列，意味着这两种功能并不存在位阶上的差别。虽然期待可能性的考量因素不包括对立法益，若在不同基本权利主体之间存在期待可能性冲突，如立法者满足被保护人的期待可能性，将会导致行为人或者行为人之外其他人的期待可能性难以得到满足，则需要对不同主体的期待可能性进行权衡。宪法秩序属于一种框架秩序。
[32] 在宪法领域，期待可能性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指国家的某一作为或者不作为能否指待某一个体去接受和容忍。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强度越大，所要实现的目标就必须具有越高的宪法价值。
被宪法要求的，立法者必须作为。与此同时，德国刑法未在原则上禁止堕胎，构成立法者的（部分）不作为，在第二种模式中，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将此种不作为视为审查对象。
刘志刚：《宪法私法适用的法理分析》，《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41页。[37]虽然本案涉及的不是立法者的保护义务，而是政府的不作为问题，但两个问题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
具体到存在何种危险才能引发保护义务，以及应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方案，除了应在适用期待可能性进行判断时给立法者留出一定的决策空间，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还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否则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无法对立法者发挥应有的效力。比例原则的四项子原则分别为目标正当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如果说，人脸信息被滥用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可回避性，堕胎、基因编辑婴儿这类行为所可能带来的危害，对被保护人而言则根本不可回避，立法者应当提高保护的强度。适用标准体现为固定不变的步骤，类似于比例原则的四项子原则，适用强度则需要在适用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涉及应以立法者还是审查者的认定、预测和评判为准的讨论，类似于比例原则的审查密度。
[3]参见［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曾韬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0页。首先，刑法中的行为人标准说，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中对应着被保护人标准说。
例如，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脸信息等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频繁发生，相关权利受保护的紧迫性毋庸置疑。[12]参见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双重性与司法审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64页。
[5]例如，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其实质是通过限制第三人的言论自由来保护公民的名誉权，涉及基本权利冲突问题。与之不同，狭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要求对第三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足够重要，以至于可以使未采取更多保护措施的做法正当化。
该原则要求未（更多）保护的法益不得明显重要于与其对立的法益。四、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标准 要明确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标准，使该原则具备可操作性，还需明晰期待可能性的考量因素。例如，在有关堕胎的立法中，对胎儿生命权更有效的保护方案，往往伴随着对父母自主决定权更多的限制，通常不存在限制强度相同却更有效的手段。例如，德国学者毛雷尔提出，在履行保护义务时，保护措施必然意味着对第三人自由的限制，因而比例原则已为立法者划定了行为界限。
该原则要在我国宪法上具有正当性，至少应满足两个前提：其一，可以从我国宪法文本中探寻出该原则的规范依据。关键词: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比例原则 国家保护义务 期待可能性 基本权利 引言 随着宪法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已经深入人心。
这不仅会给合宪性审查工作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也会不当限缩立法决策空间。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考量视角，刑法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争议。
依对称说，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应与比例原则一样包括四个分析步骤。例如，宪法第36条第2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